德国治理雾霾50年还空气清洁 专家：中国制定严格举措治霾
[2014/3/8]
分阶段有重点持续推进
人们对环保的认识总是与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德国的空气污染治理也不例外。从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持续了100多年几乎不加任何控制措施的废气排放过程。即便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也没有引起德国的重视，因为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时期，发展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1961年，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首先提出“鲁尔区的天空必须重新变蓝!”的选举口号。而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1962年导致150多人死亡的鲁尔区雾霾事件。据称当时部分地区的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5000微克每立方米，不少人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痛定思痛，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于1964年出台了德国第一部地区污染防治法，设定了空气污染浓度的最高限值。1971年，空气污染治理首次纳入联邦德国的政府环保计划。1974年，德国第一部联邦污染防治法正式生效，二氧化硫、硫化氢和二氧化氮都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污染限值。
几十年来，德国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治理空气污染的环保法规，欧盟的法规，如涵盖9种污染物环境标准的《欧洲空气质量和清洁空气欧盟委员会指令(2008/50/EC)》也对德国有很大影响。而德国重点控制的空气污染物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烟尘和粗尘，目标是鲁尔区的蓝天;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成为主要控制对象，原因是影响欧洲的酸雨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重视臭氧;近年来又新增了细颗粒物，即备受关注的PM2.5。
德国建标准治理空气污染
回过头来看，德国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艰巨和复杂，它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赞叹鲁尔区重现蓝天碧水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想过去50年德国为了鲁尔区的环保和转型究竟花了多少钱。仅以针对鲁尔区的众多优惠政策中煤炭价格补贴为例，德国政府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给鲁尔集团近百亿马克的补贴。其他如关闭污染企业、解决失业问题、治理污水、集中整治土地等也得投入大量资金。例如旨在推动鲁尔地区生态和经济改造的“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尔公园”(IBA)计划，从1991年至2000年的120个更新项目就耗资超过800亿欧元。
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减少和避免空气污染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因此，治理空气污染追求实效最重要，必须直接针对污染源本身来限制和采取措施，不能寄希望于转移污染排放地或片面追求个别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数值达标。前者可以回顾过去数十年高污染企业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源自于鲁尔区加高烟囱，降低了当地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数值，却导致半个欧洲下酸雨的恶果。
在不断推进空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德国非常重视科技的应用。这一方面表现在德国不断加强空气净化处理等环保产业;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分析研究空气污染的源头、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实时在线监测污染源等举措得到体现。严谨的德国人在执行环保法规方面不打折扣，所以很少有人会想法设法为超标的应报废汽车造假，以通过年检继续使用。而对企业而言，尽可能利用先进技术来使得环保达标也自然成为最好的选择，因为超标排污交的罚款要大大高于企业自身进行环保治理的费用。除此之外，德国从小开始的环保教育也有重要意义。每个人都来关心身边的环保问题，肆意排污的行为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卫生部长陈竺：中国制定严格举措治雾霾
去年卸任中国卫生部长的陈竺称，中国每年有相当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市总人口的人数因致命的空气污染问题死亡。
陈竺同时身为医学教授和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是声称经常使中国天空灰蒙蒙的雾霾天气能致人死亡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
陈竺的这一言论出现在与环保部的王金南、马国霞等人合写、发表于去年12月《柳叶刀》的文章中。
陈竺及该文章的合著者指出：“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就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联合展开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每年有35万人至5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过早死亡。”
他还说，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四大威胁”(仅次于心脏病、食品风险和吸烟)，并且肺癌现在是“中国恶性肿瘤致死的罪魁祸首”。然而，该文章作者援引的数字低于同样发表于《柳叶刀》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中的数字。该报告估计，空气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PM2.5)仅在2010年一年内就致使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
陈竺在文章中表示，中国政府现已制定“严格举措”治理雾霾天气。
他在文中写道：“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研究结果，如果中国城市中细颗粒物的年均浓度达到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每立方米40微克的一级标准，那么每年过早死亡的人数将下降20万人。”
人们对环保的认识总是与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德国的空气污染治理也不例外。从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持续了100多年几乎不加任何控制措施的废气排放过程。即便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也没有引起德国的重视，因为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时期，发展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1961年，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首先提出“鲁尔区的天空必须重新变蓝!”的选举口号。而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1962年导致150多人死亡的鲁尔区雾霾事件。据称当时部分地区的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5000微克每立方米，不少人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痛定思痛，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于1964年出台了德国第一部地区污染防治法，设定了空气污染浓度的最高限值。1971年，空气污染治理首次纳入联邦德国的政府环保计划。1974年，德国第一部联邦污染防治法正式生效，二氧化硫、硫化氢和二氧化氮都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污染限值。
几十年来，德国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治理空气污染的环保法规，欧盟的法规，如涵盖9种污染物环境标准的《欧洲空气质量和清洁空气欧盟委员会指令(2008/50/EC)》也对德国有很大影响。而德国重点控制的空气污染物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烟尘和粗尘，目标是鲁尔区的蓝天;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成为主要控制对象，原因是影响欧洲的酸雨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重视臭氧;近年来又新增了细颗粒物，即备受关注的PM2.5。
德国建标准治理空气污染
回过头来看，德国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艰巨和复杂，它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赞叹鲁尔区重现蓝天碧水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想过去50年德国为了鲁尔区的环保和转型究竟花了多少钱。仅以针对鲁尔区的众多优惠政策中煤炭价格补贴为例，德国政府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给鲁尔集团近百亿马克的补贴。其他如关闭污染企业、解决失业问题、治理污水、集中整治土地等也得投入大量资金。例如旨在推动鲁尔地区生态和经济改造的“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尔公园”(IBA)计划，从1991年至2000年的120个更新项目就耗资超过800亿欧元。
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减少和避免空气污染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因此，治理空气污染追求实效最重要，必须直接针对污染源本身来限制和采取措施，不能寄希望于转移污染排放地或片面追求个别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数值达标。前者可以回顾过去数十年高污染企业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源自于鲁尔区加高烟囱，降低了当地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数值，却导致半个欧洲下酸雨的恶果。
在不断推进空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德国非常重视科技的应用。这一方面表现在德国不断加强空气净化处理等环保产业;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分析研究空气污染的源头、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实时在线监测污染源等举措得到体现。严谨的德国人在执行环保法规方面不打折扣，所以很少有人会想法设法为超标的应报废汽车造假，以通过年检继续使用。而对企业而言，尽可能利用先进技术来使得环保达标也自然成为最好的选择，因为超标排污交的罚款要大大高于企业自身进行环保治理的费用。除此之外，德国从小开始的环保教育也有重要意义。每个人都来关心身边的环保问题，肆意排污的行为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卫生部长陈竺：中国制定严格举措治雾霾
去年卸任中国卫生部长的陈竺称，中国每年有相当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市总人口的人数因致命的空气污染问题死亡。
陈竺同时身为医学教授和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是声称经常使中国天空灰蒙蒙的雾霾天气能致人死亡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
陈竺的这一言论出现在与环保部的王金南、马国霞等人合写、发表于去年12月《柳叶刀》的文章中。
陈竺及该文章的合著者指出：“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就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联合展开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每年有35万人至5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过早死亡。”
他还说，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四大威胁”(仅次于心脏病、食品风险和吸烟)，并且肺癌现在是“中国恶性肿瘤致死的罪魁祸首”。然而，该文章作者援引的数字低于同样发表于《柳叶刀》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中的数字。该报告估计，空气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PM2.5)仅在2010年一年内就致使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
陈竺在文章中表示，中国政府现已制定“严格举措”治理雾霾天气。
他在文中写道：“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研究结果，如果中国城市中细颗粒物的年均浓度达到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每立方米40微克的一级标准，那么每年过早死亡的人数将下降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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