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传染病:不能重“新”轻“旧”

[2015/1/8]

  最近的一次门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教授段钟平遇到了三个丙肝患者。经诊断显示,其中两人为肝硬化,一人则为肝癌。

  虽然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段钟平依然很痛心。

  在我国,丙型肝炎的标准疗法是利巴韦林加干扰素,这两种都是抗病毒药物。“丙肝其实很容易治好,只要发现及时,好好用药,50%以上人的病情都可以得到控制,甚至痊愈。”段钟平说。

  然而,事实是,很多丙肝患者,一经发现,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肝硬化或者肝癌。“丙肝从预防到诊断到治疗,整个过程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段钟平说。

  丙肝危害被低估

  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没有针对丙肝开展过全国流行病学的调查。

  有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丙型肝炎感染率大概在1%左右。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1300万的慢性感染患者。不过,这些都是一些小样本的调研,且不是专门为丙型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而开展的。

  前段时间,段钟平主持了一项关于我国丙肝治疗经济负担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慢性丙肝病人不接受治疗的话,15%~30%的人会得肝硬化,而5%~10%的肝硬化患者会变成肝癌。

  2013年度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显示,与2012年相比,丙肝的死亡率增加了41.25%。

  其实,丙肝的预防很容易,其传播途径不外乎输血、母婴传播、静脉吸毒及性行为。

  而现在,“基本的家底都没有摸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效果更难以保证。”段钟平说,对于丙肝不管是从诊断,还是预防和治疗上,国家给予的重视程度都不够。“有些既有的诊断,也很不规范。”

  事实上,2007年,丙肝的应对曾面临一个契机。当时,欧洲学术界和患者组织积极促请欧盟,将丙肝列入最危险的传染病名单,并设立肝炎防治专项计划,中国也曾打算开展丙肝普查工作。

  不过,由于认识的问题,机遇最终失之交臂。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专家表示,丙肝所带来的危害性被低估了。

  “炒新是政绩”

  被忽视的不只是丙肝。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变态反应性疾病。20世纪50~60年代在我国有较重流行。不过,由于政府采取措施加强疫情监测等,至90年代初其感染率下降到0.3%,发病率也只有0.02/10万。

  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布鲁氏菌病疫情强势走高,每年的报告发病人数逐年上升。以宁夏为例,其发病率已经由2004年的0.02/10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13.95/10万人。

  而面对布鲁氏菌病再次复燃的势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随着一些新型传染病的暴发或出现,部分常见的、多发的、传统的传染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故而愈演愈烈。

  而分析其原因,该专家使用了一个词——“炒新”。“炒新能获得重视,吸引注意力,是政绩。”

  而事实上,这些传染病有着相当大的人口基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无法衡量的。有的地区,病发率甚至已经不好控制。

  今年广东省暴发的登革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超过4万例,创10年来最高。

  “登革热的发生是常规的,暴发机理很明确,需要常年采取应对措施,却没有人去落实。”有专家告诉记者,登革热的抗原有激活作用,如果二次感染,治疗很不容易。

  此外,几位专家都指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都一直在努力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从日常生活中关注传染病的预防,但是,现在类似的举动已经很难再看见。

  科学积累亟须增加

  “对于常规的、多发的传染病,我们在应对技术和方法上已经有所储备,所以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等到新发传染病的研究,并没有问题。”中科院广州分院副院长、微生物与分子生物学专家郭俊说。

  不过,对于常规的传染病,郭俊表示,也必须要加强重视。在他看来,应对传染病,关键不是看它是新生还是既有的,而是要关注其在社会和人群中传播的程度,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就要加强预防,并及时切断其传播链,而这需要加强监控的力度。

  常规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又不断出现,我国面临来自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压力。为此,相关的传染病监控和预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

  不过,在专家们看来,在基层和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体系建设还有相当大的完善空间。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必须要提高该体系的早期预警能力,让其能够早期发现疾病的流行以及暴发、流行的信号。

  “要提高其覆盖面,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郭俊说,健全的科学体系、医疗体系、疾病预防体系和知识传播体系是应对传染病的基本支撑平台。

  而其中,更多的科学积累是必需的。郭俊说,对常规的既有的传染病要加强监测,更新技术储备;与此同时,也要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和研究队伍,使得新发传染病能够追溯到病原,以便作出及时的分析和判断,更好地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