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30年的光辉与困局

[2015/2/4]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式开启。30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向前推进,也面临着难愈的痼疾。

  从1985年至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已迈过了30个年头。

  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启;30年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一揽子改革计划,将科技体制改革推向深水区。

  “创新实力在快速提升,体制改革也亟待深化。”1月31日,在“科技体制改革:30年后的回望”纪念座谈会暨学术报告会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表示,如今发展方式的转变对科技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在开放环境中“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实现从“跟着走”向“领着走”的转变,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科技体制改革30年来的成果应当予以肯定,但当下仍存在很多未解之困。

  栉风沐雨30年

  对于老一辈科技体制改革推动者而言,上世纪80年代初,激动人心。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确实是国家一次大的转折,也是一次新的解放。”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说。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很快就成立了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小组,有20多个单位参与其中。”改革参与者、已77岁高龄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明廷华回忆。

  1985年3月13日,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方新说。

  方新介绍,从1985年至今的30年里,科技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政策走向是“堵死一头,网开一面”,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8年。“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不光是‘面向’‘依靠’,还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政策走向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各级政府增加了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推进研究所的制度改革,鼓励各科研机构变为企业,与企业结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方新说。

  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科教兴国”为指导思想,政策走向包括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与转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大力推进成果转化、改革成果奖励制度。

  成效值得肯定

  30年的改革成效,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

  “科技体制改革,在国家的政策改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决定应该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意义,明廷华如是评价。

  他认为,科技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肯定。不仅如此,改革对科技人才的创造力、积极性的调动,相比过去有一定的成效,科研人员有了更高的流动性和自由度。

  “总体来讲,现在看科技体制改革成就很大。”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伟表示,改革中的很多指标是“硬碰硬”的,回过头来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远影响首先体现在标准的统一上,第二在于对科技人员权利和价值的尊重。

  “从技术方面讲,2014年我们的发明专利是92.8万件,排在世界第一,超越了美国和日本。”明廷华表示,尽管不能将这一指标评估得太高,但它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而这些都得益于30年的改革历程。

  痼疾依旧难愈

  30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成绩,但“还有很多问题依旧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惠国说。

  最典型的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最初,科技体制改革明确了要给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和活力,改变过去科研机构和企业相脱离的情况。但到现在为止,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李惠国说。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表示,实际工作总把科学、技术、创新三者搅在一起。他建议,应当各归本位、各司其职,让科学的回归科学,以科学家为主体;让技术的回归技术,以发明家为主体;让创新的回归创新,以企业家为主体。

  不仅如此,科研经费管理仍待完善,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我国科研投入排在世界第一,我们为什么少有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或科技人才?其中有一条就是统筹协调差,资源利用分散。”明廷华说。

  此外,科研氛围仍不尽如人意。李惠国表示,历经30年的改革,我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的问题。“中青年压力太大,无法参与很多重要的工作,也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李惠国说。

  “真理往往在一开始会被大多数人反对,反对就要斗争,斗争后才可以慢慢成为共识,但现在中国不能为新理论的提出创造土壤,也就谈不上创新。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什么创新都是白搭。”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