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

[2011/7/25]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是中国科技发展中的老话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话题。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段论述很清晰地表明，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单靠任何一方都不能解决问题。在中国发展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更符合创新规律的方式来推动。

　　一、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力量是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体制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倡导者索洛通过分析1909—1949年美国经济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经济产出，因此发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索洛因其贡献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其理论中，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种外生的力量，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出现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趋势，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拿来发达国家技术获得进步。到了1980年代，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发现，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技术创新行为取决于该经济中的规则和制度。罗默进一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得出结论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新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罗默因其贡献被1997年《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20世纪以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各国普遍认同，但能否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体制却不容易。前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西方国家竞争过程中，尽管意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大规模增加科技投入，其研发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超过4%，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2%—3%的水平，但由于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没有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因此除了取得人造卫星等少数领域成就外，经济竞争力没有获得明显改善。

　　二战以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龙”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世界银行将其冠以“东亚奇迹”并全面总结经验。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没有什么奇迹，他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无非是国内高储蓄所提供的投资加上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提供的劳动力，没有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所谓的“东亚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应验了克鲁格曼的预言。克鲁格曼因其贡献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东亚经济发展的教训说明，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没有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从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技术进步缓慢，症结不在于新技术无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的退出存在着多重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

　　进入21世纪，在新的发展阶段，再谈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我们不仅要将此看做科技界的问题，也要看做经济界的问题，不仅要解决“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问题，也要解决“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问题。事实上，要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就必须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根本理念。

　　二、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要以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得高附加值为目标

　　IBM公司在解释什么是技术创新时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创新=发明+市场价值。换言之，技术创新不是一个研发活动，而是一个经济活动，研发只是创新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国际创新理论和经验表明，研发靠近市场、靠近产业才能获得成功。

　　笔者曾经调研的我国中小企业板的一家制药企业，委托专家做研发，但拿来的成果却是“原料比产品还要贵”的所谓成果。尽管专家发表了学术文章，但对企业来说，这种技术创新毫无用处白白浪费资金。事实上，不能把技术变成钱，就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

　　在我国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进程中，急需技术创新支撑。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也体现在传统产业发展中。对技术创新来说，要能够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要的不是选择做电脑产业还是做圆珠笔产业，而是选择做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环节。做电脑如果只是组装，依然没有意义;做圆珠笔如果做笔头、墨水，却是很有价值。明确技术创新的经济属性，有助于明确技术创新的方向，关键是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得高附加值。

　　三、以企业为牵头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避免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被结合”

　　产业共性技术，出发点和立足点还是产业，是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在推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时，首要问题是谁来牵头?这需要把产业共性技术做分类：一种是基础性的共性技术，一种是竞争性的共性技术，直接和产品挂钩。对于前者，可以让高校院所牵头，但对于后者，必须明确由企业牵头。从实际情况来看，后者的需求占多数，也更薄弱些。在中关村调研时，笔者就听到许多企业家谈到“被结合”的问题，高校院所牵头，经费拿大头，企业实际做项目，但却拿经费小头，这应该引起重视。

　　产业共性技术开发过程组织产学研合作，不能“拉郎配”，应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利益的扭合、市场的融合。这种深层次的紧密契合是合作开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合作过程中，坚持产学研各主体定位清晰，坚持企业主导研发过程，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

　　从产业共性技术开发的出资上看，政府出资可以作为引子，不应是全部，也不应是大多数。要鼓励企业资金作为主体进入，鼓励社会各类资金进入，采取市场机制来组织。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是决定产学研合作能否顺利有效的重要条件，高校院所与企业利益分配问题，参与企业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参与企业和未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都要提前设计好。

　　四、改革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由市场来检验应用导向的研究

　　科技评价和奖励就是指挥棒，这个指挥棒直接决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取向。从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角度看，改革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是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对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的评价，不能单纯地以论文来衡量。如果教师不以教学为主业，医生不以看病为主业，工程师不以开发新产品为主业，所有科技人员都是去发论文，无法真正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实践证明，应用开发类的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这种改革方向应该坚持，鼓励应用研究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主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

　　应大幅度减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尤其是面向应用研究成果的奖励。现在，对科技的重视越来越体现在设立各种奖励和资助计划上，其初衷是为了鼓励科技人才健康成长，但过犹不及，结果却是科技人才面对名目繁多的奖励和资助计划眼花缭乱。更重要的是，在评价应用导向的研究中，专家评奖远没有市场认可有说服力。笔者调研中就发现，一些优秀的技术开发者因为在市场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对政府奖励很不关心，倒是一些只能在实验室中出样品、关心评职称的研究人员更在意政府奖励。

　　五、需求拉动对推动本土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要把市场作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战略资源

　　在2010年10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C919客机获得来自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国内航空公司的100架订单。这是给与本土创新产品的第一动力。试想，如果不是政府引导下的本土市场支持，谁会去采购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航空创新产品?

　　或许新产品会有不完善，但没有基于市场的反馈，就没有新产品的持续改进动力。在对待本国创新产品上，韩国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现代汽车一问世，政府开始采购作为公务用车，当韩文OFFICE系统研发出来后，政府和学校率先使用。与其说韩国科技界的创新能力强，不如说韩国本土市场提供的创新动力更强。

　　对处于追赶进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我国的创新成果必须找到应用者才能生存和发展，现阶段其主要应用者不是国外市场，只能是本国市场。准确地说，国内市场资源已经成为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的市场资源具有规模性、差异性、增长性的特点，这为我国的各类型、各层次创新活动提供了最宝贵的市场需求动力。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就必须将市场资源的重要性提高到足够高度，将应用环节视为与研发环节同等重要。

　　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规律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只是外部条件，来自市场的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才能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的、持续的动力。因此，启动、发挥本国市场对自主创新活动的牵引作用，将市场应用作为自主创新实践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体制至关重要。

　　六、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生产、应用和投入的主体，在科技与经济结合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近些年来，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央企取得飞速发展。在2011年7月《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中国上榜公司再创新纪录，其中央企达到38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国家电网分别位列第5、第6和第7位。如此好的业绩得益于这些公司的努力，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发展，但要看到，“大而不强”的现象突出，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在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等重要指标上还有很大差距，许多产品还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以技术进步求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工业新产品开发的技术约有70%属于外源性技术。

　　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人才队伍，关键是要建立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机制。首要的是应建立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考核政策和中长期激励制度，加大国有资本预算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应对国有企业的科研投入和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设置刚性增长数量目标。

　　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盈利载体，更担负着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责任。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而且可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争取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国际领先地位，取得国际标准制订的话语权。一旦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生产、应用和投入的主体，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结合水平将实现大幅度跃升。

　　七、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

　　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日趋升高、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降低的情况下，中国的竞争优势逐渐转向低成本研发。与发达国家研发人员情况相比，中国的研发人员还处于规模大、成本低的状态。中国现在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50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255万人年，均居世界首位。要用好中国的低成本研发力量，就要以发展创新服务业为抓手，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充分鼓励年轻人创业创新。

　　以创新实现创业的年轻人是天然的科技与经济结合者，也是全社会最具活力的细胞。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可以让700万人口的以色列成为“创业的国度”，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在该市场上市企业的总和，也可以让1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充满创新活力的巨人，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大道。

　　与科技服务业主要关注研发环节不同，创新服务业关注创新活动全过程，涵盖了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理、流程、商业模式等多方面的业务领域，提供研发设计、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生产力促进、金融服务、创业孵化、人才猎头、软件及服务外包、现代物流、战略咨询等等不同类型的服务。发展创新服务业，可以构建围绕创新链的全面服务支持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全面渗透进经济活动中，形成科技与经济水乳交融的良好局面。

　　八、把企业家作为最重要的创新人才资源，发挥企业家在整合创新要素中的主导作用

　　在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是主体，客户是导向，市场是机制，品牌是目标，院校是支撑，政府是环境。而在整个创新进程中，企业家是灵魂。纵观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灵魂式的企业家带领，正如柳传志之于联想，王传福之与比亚迪，马云之于阿里巴巴。

　　企业家是创新要素的整合者。他们带领企业在市场上拚搏，根据市场需求去开拓、研发新技术，促使企业迅速成长，走出了企业创新之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造就的企业家，成为创新中最核心、最宝贵的资源。笔者在许多民营科技企业调研中，听到企业家说，之所以要创新，就是为了要活下去。这种创新不是学术导向的，而是市场导向的，是为提升企业竞争力服务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适者生存，具备创新能力的“适者”生存。

　　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我们最稀缺的人才资源不是技术专家，而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保护企业家就是保护创新，推动企业家成长就是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因此，要把握企业家成长规律，努力营造有利于其成长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构建以企业家为服务目标的政策体系。

　　九、建立鼓励创新导向明确的资本市场，避免急功近利的投资导向

　　资本市场对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至关重要。硅谷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一流的技术，更是因为有一流的技术与资本对接的机制，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成为激发硅谷创新梦想的最大动力。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尽管开办了创业板，有了大量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但真正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还远远不够，短期利益导向严重阻碍了科技与经济结合。

　　要明确创业板的创新导向。目前在创业板上的许多公司的创新性并不强，大量创业板募集资金在银行，长时间没有任何投向。截至2011年6月30日，创业板开办20个月内，已挂牌上市236只股票，居然有118只、恰好50%破发。喧嚣过后，我们必须反思，对比发现了苹果、思科等公司的纳斯达克，我们更应加强创业板的创新引导功能。

　　要形成鼓励创新的投资市场。中国现在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大多关注短期项目，希望速战速决，越来越向创新下游靠，回避创新的风险性。这使得许多原本很有创新潜力的初创公司，因为投资者短期利益要求，也会削弱长期的创新能力培养。在我们的政府资金越来越充裕的条件下，应该下大力气引导投资市场关注科技与经济结合，关注创新型企业培育。

　　十、政府在推动创新发展中要尊重创新规律，做到科学作为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上，各级政府高度一致，用力不少，投入不少，现在许多企业都能拿到成百上千万的经费，但效果却常不尽如人意。有的企业因为拿到政府经费很多，不再愿意瞄准市场开发;有的企业认为政府要的是“方西瓜”无法完成，意思是政府提出的创新目标不符合市场实际。究其原因，创新是有规律的，政府支持创新要尊重规律，才能避免无所作为、盲目作为、低效作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推动创新发展上务必要以创新生态建设为核心目标，把握“科学作为”的原则。

　　“培育土壤”比“拔苗助长”更重要。良性的创新活动一定是创新企业群的活动，而不是少数几个企业的活动。创新企业群在技术上互相支持，在人才上互相流动，在精神上互相鼓励。这样的创新企业群中包含的主体数量越多，越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越可以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内生的创新机制。一旦这种创新企业群形成，一个区域的创新实践就会从自发行为转向自觉行为，从局部行为转向全局行为。因此，对政府来说，要在宏观的“培育土壤”上下功夫，这比微观的项目支持、关注少数对象更符合创新规律。

　　“维护场地”比“下场比赛”更重要。在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政府要想准确把握创新方向，变得越来越难。能够及时把握创新动态的，只有身处在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调研中，许多企业对创新政策环境提出明确希望：不要命令，支持就行;不要优惠，公平就行;不要太多，有用就行。因此，对政府来说，要把维护企业竞争的良好场地作为首要任务，不要去做教练员、运动员。好的竞赛场地应该是基础条件完善、竞赛规则完备的。要让创新者愿意创新，政府就要鼓励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就要通过各种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利益。

　　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实质上是科技界与经济界结合的问题，是创新成果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结合的问题。单单靠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很难，但不能仅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难点，其实这更是一个增长点。解决好了，科技工作、经济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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